作者简介：李慎之（1923—2003），哲学家、社会学家。无锡人，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。资深新闻人，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，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。本文作于1998年12月24日（钱先生逝后第五日），原载于《东方文化》。
钱钟书先生走了，悄悄地走了。
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，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，而且也没有下过床。上个月刚过88岁的生日，如此高龄而又久病，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，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。
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后，不良于行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 两次。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，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，看我只是眨眨眼睛，并不说话，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，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，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。眼看年关将到，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，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，真是没有想到。
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，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 仪式。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，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20多分钟，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，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和几个办事人员，一共只有十来个人。偌大的告别室，空荡荡的，没有松柏，没有鲜花，更没有花圈和挽联，甚至没有照片。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，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。遗体一直盖着白布，上面洒着玫瑰花瓣，连头都蒙着，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。
事情来得匆忙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，一直到了八宝山，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。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，临时想不出词儿来，凑了两句“万流失倚依，百代仰宗师”，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，虽然文字拙直，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又因为《胡绳全书》出版，我应邀参加发行式，那可真是冠盖云集，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。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，从大门、二门到三门，都设了岗卫，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，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。钱先生一生寂寞，现在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。最后连骨灰都不留，任凭火葬场去处理。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”。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。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“天不能死，地不能埋 ”的人。
钱先生和我是世交，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，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，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、做应酬诗这些话。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，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《无锡公园记》。因此每当听父亲说“你们应当学钟书 ”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。但是我真正认识他，已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。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。他的堂弟钟汉、钟毅、钟鲁、钟彭，或是我的中学老师，或是我的中学同学，关系十分亲密，因此我常去他家。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，穿着深色西服、人字呢大衣，望之俨然的人，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，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。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，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。不过，如果说“学习”，那么，以我之鲁钝，不但办不到，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。
1946年，我从重庆到上海，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的筹备工作，这时从《清明》杂志上读到《围城》，说实在的，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分谦虚的《管锥编》。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，开始写的时候，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，但是还没有住处，只好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，白天写作的桌子，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，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。但是更难得的是，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。当时，文革还未结束，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“三忠于，四无限 ”毫无关系，只有“封建余孽”才写得出来的书。不但胆识惊人，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。
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，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，春天不久就要来了。
因此，1979年我看完四卷《管锥编》后，就去向他祝贺，特别钦佩他“自说自话”，无一趋时语，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，他只是淡淡一笑，摇摇手说 “天机不可泄漏 ”。
钱先生在为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“懦怯鬼”，但是世人现在钦佩《管锥编》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，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。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，重理旧业的。
《管锥编》出版以后，钱先生这才“声名从兹大，汩没一朝伸”。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，闭门著述。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《谈艺录》。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，阐幽发微，使篇幅扩大了一倍。
据为《管锥编》和《谈艺录》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，该书征引书籍多达2000余种，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，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。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。
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，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，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。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：“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，过目不忘，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.”胡乔木则说“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，但是他一忽儿法文，一忽儿德文，又是意大利文，又是拉丁文，我实在听不懂。”其实，我也是一样，可是他还时不时说“你当然知道…… ”，愚陋如我，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，只好傻笑作理解状。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，最近还曾跟我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，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，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。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，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。而他这一代，要引一句诗云子曰，就要翻半天书，还找不着。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，他说那是特例，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。事实上，记诵广博如钱先生，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。
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，都是记在脑子里的。
我曾问过钱先生，我也读过不少诗，可是除了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，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，题目也总是记不住。他怎么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？他告诉我，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，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，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，说是引据不全，又不是原始出典。他说“我以前那里懂得这个，以后就注意了”。但是，说实在话，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注意了，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。
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：中国，甚至世界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，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？钱先生性格开朗，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。就他的作品而论，出版在60年代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。当时，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，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“奇谈怪论”，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。据乔冠华告诉我，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。我也一直怀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“不良言论”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，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。
有一次，我问他，他又不信佛教，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。他说，那是为了破执，破我执，破人执，破法执。他后来又说：“I never commit myself. ”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。钱先生的诗，我最爱的是“凋疏亲故添情重，落寞声名免谤增”一联。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，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，睥睨一世，老师宿儒，敛手称扬。如此少年高名，出国回来就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，但是解放以后，就深自谦抑，远避名利。
30年间，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。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，他从来不去串门，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，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，以尽年轻时的交情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他的书能够出版了，收入自然多了一些，然而在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，他却总是暗地里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。不但施不望报，而且力避人知。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但是，和陈寅恪先生一样，钱先生虽然躲过了1957年这一关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能不戴的。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，有一次，学部猛斗牛鬼蛇神，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，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，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×的大牌子昂首阔步，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，既不畏缩，也不惶悚。这只有“有恃于内，无待于外”的人才能做得到。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。钱先生为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写小引，说其实还漏了一记——“运动记愧 ”。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，中国人如果完不成，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，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。
钟书先生典籍精熟，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，这又是一大误会。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、新思潮，不但包括文学，而且及于哲学，甚至史学。伦敦《泰晤士报》的每周文学增刊，他是每期必看，而且看得很细，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，都逃不过他的视线。
80年代初，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，实践学派正在走红，我去请教钱先生，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. 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。奇怪，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，竟然没有hermaneu tics 这个辞条。他又告诉我“其事未必然，其理未必不然，这就是解释学”，使我茅塞顿开。关于后现代主义，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，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，花样翻新，未必尖新可喜，有的还甚至窒碍不通。
我这个人是思想懒，笔头更懒。与钱先生对话，虽然他咳吐珠玉，我却未能追记，一任其随风飘落，现在已追悔无及了。自从海通以还，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，确也出了一批大师。但是三个月前，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，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。有之，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。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“西方的大经大典，我算是都读过了 ”。环顾域中，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，敢作此言？
近20年来，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，就是贬洋排西，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。在这中间，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。
他的名言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 ”，与马恩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，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。
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，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，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。
九年前的夏天，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，我去看他，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，写的是：
阅世迁流两鬓摧，块然孤喟发群哀。
星星未熄焚余火，寸寸难燃溺后灰。
对症亦须知药换，出新何术得陈推。
不图剩长支离叟，留命桑田又一回。
我们相对黯然。这就是他后来收在《槐聚诗存》中1989年唯一的一首，题目就叫《阅世》。
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，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，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——“对症亦须知药换，出新何术得陈推 ”。抗战胜利以后50多年的知识分子，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，但是，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，因此，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，似乎总不如30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。也许是世运如此，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。古人有言，死生亦大矣。钱先生是达人，该想到的当然都想到了，不过他唯一的女儿阿元，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药的，却竟因为骨癌而先他两年去世，还不到60岁。钱先生心里应该不能无伤痛。然而修短寿夭，终期于尽。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？
写到这里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噩耗后，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，给钟书先生送行。石在，火是不会灭的。知识的生命不熄，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。